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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吹角连营》:谁是毛泽东的五虎上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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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2-6 16:0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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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吹角连营》:谁是毛泽东的五虎上将


      清代史学家赵翼说,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周恩来也说,上下五千年,英雄万万千。五千年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史,有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英雄;五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,也有着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。


       那些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或者“登高望远,指画山河”,如同星空一般闪烁的英雄,常常令人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,甘于执鞭坠镫,悠然神往,也就是三国时周仓对久仰的关羽所说:“早晚执鞭随蹬,死亦甘心”。


      英雄情结之下,便是乐于给英雄排座次。


      西汉甘露年间,汉宣帝将11位辅佐自己的有功之臣霍光、张安世、韩增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刘德、梁丘贺、萧望之与苏武画像,珍藏于未央宫之中的麒麟阁,其中霍光居于第一,使之成为古今仰慕的“麒麟阁十一功臣”。


       700余年后,一介书生的杜甫对他们的辉煌功业犹自心向往之,追慕不已,慷慨写诗说:“今代麒麟阁,何人第一功”,表达了以麒麟阁上英雄自许的宏愿;明朝“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名臣于谦,也从小便有“他年独占麒麟阁”的雄图。


       东汉永平年间,汉明帝为追思与表彰当年跟随其父刘秀逐鹿中原、兴复汉室的英雄们,仿效汉宣帝,将邓禹、吴汉、耿弇、岑彭、冯异等28名开国功臣画像,张挂于洛阳南宫云台。这便是赫赫有名的“云台二十八将”。


       到了唐朝,也就是杜甫慨叹“今代麒麟阁”的时期,有了“麒麟阁”、 “南宫云台”的另一个著名版本——凌烟阁。


       贞观末年间,步入晚年的李世民常常“梦回吹角连营”,怀想当年横戈马上的日子。为了纪念长孙无忌、尉迟恭、李靖、程知节、李绩、秦琼等24名和自己一同南征北战,安邦定国的功臣宿将,下令将他们的画像陈列于凌烟阁。


        凌烟阁的英雄同样成为后人仰慕心仪的典范。诗界鬼才、书生李贺因之神往于统兵打仗,驰骋沙场的戎马生涯,慨叹“请君暂上凌烟阁,若个书生万户侯”。同为舞文弄墨诗人的白居易,也怅然发出“凌烟阁上功无分”、“且来同作醉先生”的长叹。


       无论“麒麟阁”还是“凌烟阁”,还都是官家正统的英雄排座次。民间的瓦肆勾栏、歌馆楼台也往往乐此不疲,说书人和小说家便将其中经典的部分记录下来,“藏之名山,传诸后世”,同时也隐隐寄托自己对英雄功名业绩的向往。


        最经典的当属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里对蜀汉猛将的排座次。


       刘备拿下东西两川,定鼎成都,晋位汉中王之后,拟功定爵,大封百官。追随其麾下,均能独当一面,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,被封为“五虎大将”,民间俗称“五虎上将”或“五虎将”。


        演义中所表述的“五虎大将”之称,不仅给予关羽等五人以基本同历史相符的恰当定位,而且“五”的数字组合,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五行、五方、五色、五音等神秘结构的思维。因此,说书人与小说家们纷纷效仿。


        与罗贯中同时代的施耐庵,也在《水浒传》里给梁山好汉们排了座次。他将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封为“五虎将”。其中,五虎将之首的关胜不仅与关羽一样居于首位,而且是关羽的嫡脉子孙,兵器同样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龙偃月刀。


         林冲虽不是张飞的后代,却也颇多相似之处:他的绰号叫“豹子头”,与生得“豹头环眼”的张飞毫无二致,两人的兵器同样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丈八蛇矛,他们也都稳居“五虎将”的第二把交椅。


        其后问世的《大明英烈传》中,大明江山的开国功臣徐达、汤和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沐英被称为朱元璋麾下的五虎将。


        到了民国时期,国民党和蒋介石北伐中原,勉强统一天下之时,追随其征战的刘峙、顾祝同、蒋鼎文、陈诚和卫立煌等五名将领,也被时人称为“五虎上将”。


       他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:


        都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将领,从最早的嫡系部队—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团长任上起步,升官拜将的步子都差不多;后来,他们也都出任过战区司令长官:刘峙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、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;顾祝同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;蒋鼎文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;陈诚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;卫立煌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、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。




        与蒋介石这些将领们征战对阵22年,将其打得落花流水,最终一扫而光、开创出一个全新中国的英雄们是毛泽东麾下的中共将领们。


        1955年9月27日,新中国国庆五周年之际,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隆重的典礼授予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臻与叶剑英元帅军衔;授予粟裕、徐海东、黄克诚、陈赓、谭政、萧劲光、张云逸、罗瑞卿、王树声与许光达大将军衔,即闻名遐迩的“十大元帅十大大将”。其余还有55名上将、175名中将、802名少将。


        这些开国将领们或军或政,或智谋百出,或耿直勇猛,或儒雅稳健,多是令后世津津乐道、仰慕神往的一时人杰。其中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粟裕与徐向前等五位野战军级别的军事统帅,更是横戈跃马、才为世出的佼佼者,堪称开国“五虎将”。


       国共两党逐鹿中原最为激烈也最具决定性的解放战争时期,中共有四大战略方面军,负责战役指挥的军事统帅分别是:


西北野战军(后改称第一野战军):司令员彭德怀;
中原野战军(后改称第二野战军):司令员刘伯承;
华东野战军(后改称第三野战军):副司令员、代司令员粟裕;
东北野战军(后改称第四野战军):司令员林彪;


此外,还有一个特殊的华北军区野战军,堪为又一大战略方面军。与其他四个东征西讨、作战任务频繁的野战军不同,它没有“华北野战军”的单独建制,仅仅是华北军区下辖三个野战兵团。


1948年11月,中央军委与毛泽东发布《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》时,明确规定“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,以地区名区分,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、中原野战军、华东野战军、东北野战军”。 也就是说,毛泽东未将华北军区野战军列入全国野战军的数字序列,所属三个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。


华北军区三个野战兵团中,首屈一指的战役指挥员则是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。


西北野战军由红军时期的红二方面军(总指挥贺龙)、抗战时期的八路军120师(师长贺龙)为主发展而来;


中原野战军由红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(总指挥徐向前)、抗战时期的129师(师长刘伯承)为主发展而来;


华东野战军由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八省红军游击队(游击队各自为战,无统一指挥)、抗战时期的新四军(军长叶挺、代军长陈毅)为主发展而来;


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野战军均由红军时期的红一军团(军团总指挥或军团长先后为朱德、林彪,政委先后为毛泽东、聂荣臻)、红一方面军(即中央红军,主要指挥者为毛泽东、朱德)、抗战时期的115师(师长林彪、副师长聂荣臻)为主发展而来。




粟裕是四大野战军中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。


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正式组建之前,粟裕是华中野战军司令员,与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一南一北征战华东。毛泽东后来将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,并于1946年10月两军初步合并之时,在任命陈毅为司令员、粟裕为副司令员的前提下绝无仅有地明令:“在陈(毅)领导下,大政方针共同决定,战役指挥交粟负责。”


战役指挥是“方面军、集团军(军)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战役行动的组织指挥”,一般由方面军或集团军(军)的正职负责。


粟裕以副司令员身份奉命担负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之责后,一年后又奉命代理华东野战军、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,更加名实相符地负责全军战役指挥,因而后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、张震代表中央军委肯定说:“华东野战军、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,在战役指挥上,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”可以说,没有粟裕,华东战史便不成章。


这与其他三个野战军指挥部的安排有着不小的区别。


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之下尽管配备有两名副司令员张宗逊、赵寿山,但他们都不负责野战军的战役指挥,1947年7月才从蒋介石阵营反正来归的赵寿山更仅仅属于荣誉职衔;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而来中原野战军后来也设有陈毅、李先念两名副司令员,负责战役指挥的则是司令员刘伯承。


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的指挥体制也颇为独特,仅有司令员林彪负责战役指挥,没有配备专职的副司令员(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机构不同,军区主要职责不是作战,军区副司令员也不等同于野战军副司令员)。


粟裕则不仅始终是负责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专职副司令员,到1948年5月,中央军委与毛泽东更是在将陈毅调往中原军区后,叮嘱粟裕“华野还是你来搞”,让他接替陈毅之职,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。


在粟裕的一再谦让下,毛泽东保留了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,但人依然必须前往中原军区“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”,粟裕则担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,全盘负责华野的领导与指挥之责。


粟裕这一实际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的状况,一直保持到1950年5月第三野战军(即华东野战军)番号撤销,他于同年8月因病离开南京的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,陈毅以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员的身份,由兼任的上海市长任上奉命到南京接替粟裕主持工作为止。


期间,粟裕继苏中七战七捷之后,指挥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宿北战役、鲁南战役、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豫东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及上海战役等经典之战。


与粟裕相似的是,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大战略区中,徐向前的身份也非常特殊。


他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(后改称18兵团),长时间实际指挥一个兵团征战山西。不过,他这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宝刀未老,以一个兵团一破运城,再攻临汾,三战晋中,都能以少胜多,创造了华北战略区里绝无仅有的运动战典范之作。


1949年4月,他又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之命,统率原华北军区所属的三个兵团等部32万余人,一举攻克阎锡山经营多年的老巢太原,是继林彪、粟裕、刘伯承之后,第四个直接统率作战部队最多的将领(彭德怀则为第五个)。


更重要的是,徐向前堪为红军时期表现最杰出的中共方面军级将领。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,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、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列。而同一时期,除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(因各大方面军基本各自为战,他实际仅负责红一方面军)外,其余林彪、彭德怀都是红一方面军所属的军团长,粟裕则仅为军团参谋长。


徐向前麾下的红四方面军不仅在三大红军主力中一度人数最多,实力最强,还创造了苏家埠战役等众多以少胜多、战绩辉煌的经典战例,前后共打掉前来“围剿”的蒋介石军队20余万人,远超居于第二位的红一方面军累计所歼的8万余人。


蒋介石对徐向前也不得不“刮目相待”,悬赏捉拿他的赏格即与朱德、毛泽东同列。


1935年2月,他公开悬赏:“朱德、毛泽东、徐向前,生擒者各奖10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8万元”;林彪、彭德怀则为“生擒者各奖8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5万元”;刘伯承是“生擒者各奖3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2万元”。


粟裕的赏格最低,与以上几位还不能相提并论。


红军时期,他尽管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和毛泽东后来所说的“井冈山的老人”,可谓根正苗红,出身纯正,但如同陈毅所指出的,是“多年受委屈的,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”。整整7年间,他所任职的单位不停变换,职务却几乎停滞不前,总在师长与军团参谋长之间徘徊。


1930年12月,粟裕出任红22军65师师长,不久改任红12军64师师长,首次步入师级干部行列。


1931年6月,64师改为红四军13师,粟裕仍任师长;5个月后,他调任红四军参谋长,与军长林彪搭档,一个锅里吃饭,不久又奉命调入红军学校任学员连连长,而且一时三连(军事连)连长,一时又四连(政治连)连长,直到第二年2月才返回红四军仍任参谋长。


10个月后,林彪升任为红一军团总指挥(军团长)时,粟裕出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,依然是师级。三个月过去,粟裕又被调离红一军团,出任红11军参谋长;过了7个月,他又被调任为红七军团参谋长。


随后,红七军团于1934年7月组成抗日先遣队,粟裕与军团长寻淮洲率部奔赴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,不久调任红10军团参谋长。第二年2月,红10军团在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下几乎全军覆没,粟裕将突围出来的余部组建为挺进师,奉命担任师长,一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1937年9月。


粟裕与林彪都是朱德、陈毅于1927年10月对南昌起义余部大庾整编时任命的连级干部,一为政治指导员,一为连长,但升迁之途迥异,除了粟裕缺乏黄埔军校的文凭之外,更主要是为以下三个原因所耽搁。


一是负伤次数过多,一共达6次(其中3块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,直到去世后火化时才取出),每一次负伤均需长短不一的时间治疗。因前线作战需要,他一治疗脱岗,原来的指挥位置便被其他人紧急取代,从而失去了许多领兵打仗、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

二是单位更换太多。除频繁治疗脱岗之外,他还被上级当作“万金油”,在主力与偏师之间不断“改换门庭”, 先后到过红22军65师、红12军64师、红四军13师、红四军军部、红军学校、红一军团教导师、红11军、红七军团、红10军团、红军挺进师等10个不同的单位任职。几乎是刚刚熟悉部队与岗位,便又要卷铺盖走人。


三是丛莽间坚持的南方游击战三年,因长时间远离中共中央与最高统帅毛泽东,粟裕挺进师师长的“帽子”只能“原地踏步”,一戴便是三年了。


粟裕此时的处境,与司马迁笔下还没有被人发现,不曾“锥之处囊中”的毛遂极为相似。


战国时期,秦国重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,赵王急忙派平原君向楚国求救。平原君奉命后,从门下食客中找出了19个心目中智勇双全的人准备前往。这时,一个食客毛遂主动站出来要求跟着去。


平原君对已处于门下三年的毛遂非常陌生,毫无印象,因而拒绝了他,毫不客气地说:“夫贤士之处世也,譬若锥之处囊中,其末立见”,“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,左右未有所称诵,胜未有所闻,是先生无所有也。”


平原君的意思是说,有才能的人处在世界上,就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,尖梢立刻就能显现出来。毛遂已经在平原君门下呆了三年,别人却对他毫印象,肯定是他缺乏才能。


毛遂听说后,不卑不亢地回答:“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。使遂蚤得处囊中,乃颖脱而出,非特其末见而已。”


他的意思是说,“我今天是请求你将我放进口袋中。假如早一点让我处在口袋里,就会像锥子那样,整个锋芒都会露出来,而不会仅仅是是露出一点点尖梢。”


平原君见毛遂说得有理,便将信将疑地带上了他。到达楚国后,毛遂果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,让求救的赵国在楚国君臣心中“重于九鼎大吕”,最终迫使楚王答应了平原君的请求。


平原君从此待毛遂为上宾。他感慨地说:“胜不敢复相士。胜相士多者千人,寡者百数,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,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。”也就是说,平原君知道自己以往忽略了毛遂这一英才之误,从此再也不敢鉴选人才了。


7年蹀躞原地不曾“升职”的粟裕,也正是因为不曾“锥之处囊中”,失去了许多展现才干、“脱颖而出”的机会。


反观粟裕的同龄人林彪,从1930年6月起便一直被“锥之处囊中”,在主力部队红四军、红一军团担任军事主官,战绩自然容易为他人所见,才干也就随着机遇的把握而“脱颖而出”。


粟裕“停滞不前”时,许多人却能机缘所致,往往后来居上。他后来麾下的猛将许世友即是一例。


许世友比粟裕年长两岁,参加红军担任连级干部却晚于粟裕。1930年,粟裕担任师长时,他还是红四方面军12师34团团长,但随着张国焘借“肃反”之名大肆杀戮异己的高级干部,仅许继慎等团以上干部即达到75人,还不包括川陕苏区与长征途中清除的曾中生等高级将领,许多军、师级岗位一时出现空缺。


许世友的人生机遇便随之到来。


他出身草莽行列的工农,性格有如古时传奇名将程咬金、李逵、牛皋等人一般粗鲁率性,识人方面却又粗中有细,甚至比许继慎、曾中生等学富五车的黄埔军校高材生更为细致。


他深知“张(国焘)是中央的代表,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?中央不比我们高明?”并以此公开与他人争辩,从而受到了格外信任,1933年7月便升任为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,1935年7月又升任为红四军军长。


因红四方面军的军相当于红一方面军的军团,因而单从表面上的级别看,他不仅超过了粟裕,也赶上了征战多年的老军团长林彪、彭德怀等人。


粟裕“命途多舛”,机缘未至,但这时候“兴风作浪”的影响却不小。他率领区区数百人的挺进师进入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后,一如燎原的星星之火,“赤化”迅猛,令蒋介石负责“围剿”的文武大员们焦头烂额。


浙江省政府的《东南日报》疾呼:“浙江素称平安之区,自粟(裕)、刘(英)窜浙后,匪化已波及全浙,以目下形势论,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(张国焘、徐向前)、江西(毛泽东、朱德)之匪。当局未能迅速肃清,前途实堪忧虑。”


蒋介石麾下的大将、“闽浙赣皖四省清剿总指挥部”总指挥罗卓英也惊讶不已:“当时刘英、粟裕等仅有数百人,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”,“其发展程度,比江西”。


然而,蒋介石更多的是看红军布告上的官衔,不曾对官位不显的粟裕“刮目相看”,明确悬赏。他仅于1935年7月在一份告示中笼统规定:“生擒伪师长旅长者每名奖银二千元,献首级者每名奖银一千元”。这一价格对粟裕而言,无疑是一种不足挂齿、忽略不计的蔑视。


蒋介石不曾想到的是,多年后,他为这种蔑视付出过异乎寻常的代价。粟裕一旦“锥处囊中”,能与彭德怀、林彪、彭德怀、徐向前一样获得独当一面的平台,指挥一支野战军作战后,便迅速“颖脱而出”,令他寝食难安,心力交瘁。


1947年2月19日,蒋介石在华东战区连遭苏中、宿北、鲁南战役而损兵折将,另一个新的大歼灭战莱芜战役又即将被打响之际,面对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部下们苦涩地说,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华东野战军“训练最精,诡计最多,肃清最困难”。


不仅如此,他的都城南京,经济中心上海最终还都被攻城拔寨、势如破竹的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将士们相继拿下;若非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干涉,他的最后栖息之地台湾,也必将被担负攻台作战总指挥的粟裕囊括手中。


解放战争中,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和粟裕东、西、南、北各自指挥一支野战军,以及徐向前掌管一支次要方面的野战兵团外,其余1955年授衔的元帅与大将们,基本上都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,尽情挥洒他们军事才情的舞台。


居于元帅之首的朱德多半时间与毛泽东一起处于最高统帅部,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,掌管全局;原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已离开军队岗位,改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,主要负责地方工作,总参谋长一职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。


从湘西两把菜刀起家的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、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,担任的是晋绥军区、西北军区司令员,主要负责后勤供给,他的老部队改编的西北野战军则交由彭德怀统领;


罗荣桓、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,是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;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,他曾实事求是地回忆说:“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,军事指挥就是粟裕。”


朱德等元帅如此,粟裕之外的其他9位大将,也都没有获得出任四大野战军军事主官,指挥一个野战军作战的机会。


位居第二的大将徐海东,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曾是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”。但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打响开始,他便长期在苏联控制的大连治病、疗养,整个战争期间不曾出任任何军职,令人遗憾地退出了刀光剑影的战场。


张云逸资格甚老,是辛亥革命的闯将之一,比毛泽东还年长一岁,曾经担任过红七军军长、新四军副军长、代军长。解放战争时,他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,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区与野战军分工的安排,他主要负责的是动员、训练、兵工生产与供给前方。


黄克诚、陈赓、谭政、肖劲光、罗瑞卿与许光达等人,除陈赓一段时间里在中原统率陈(赓)谢(富治)兵团独立作战外,则主要都是四大野战军下辖或文(政委、政治部主任)或武(司令员),直接听令于野战军司令部的兵团级将领;王树声更是例外,主要不在野战军任职,而是担任鄂豫军区司令员、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等地方军区职务。


因此,独当一个战略方面的开国“五虎将”,只能是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粟裕与徐向前。


“云从龙,风从虎”,他们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统率下,横刀跃马,指挥自己的野战军逐鹿中原,演绎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,也展开了一幅幅烂漫如火的画卷。他们分处东西南北,戮力同心以战止战,最终定鼎中原一统山河,成为继白起、韩信、岳飞、徐达等诸多名将之后“高山仰止”的千古英雄。


他们与追随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之间的交往,既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传奇往事,也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永恒话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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